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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离开三医大
我在重庆三医大教书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发表了不少文章，特别是在中央级的刊物上发表的几篇，影响不小。按照现在的规定，凭这些文章都可以立二等功，提前晋级。但是在当时，不但没有晋级，每篇文章都给我麻烦。1987年下地方不久，我写了《说话顺畅多了》(这篇小文发表在《嘹望》杂志上，当时是改革十周年征文，还得了个三等奖)，讲了这些不理解：
之一：一日行课，后排坐着一位上级机关官员。 我讲:“穷过渡”渡不进共产主义，共产主义最“嫌贫爱富”了，结果认定我亵渎了神圣，无奈只好赔礼认错。
之二：在辅导时被学生的一个问题憋了气，折腾一周写成一篇小文，大意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潜在过剩人口理论的局限和修正意见，欲在民间性质的教学研究会让打印交流，上司不允，因涉及至尊，需要维护。幸好本人夜郎自大，犟着投稿，《经济研究》给登了，《新华文摘》列入论点摘编。
之三：买到本《宗教辞典》，正得意间，一位领导会上批评说：教马列读宗教，有问题噢。这次我据理力争，打成平手。
我的课讲得好，科研成果也多，我二十八、九岁，老大不小了，还是一个教员，副连，如果在三医大继续干的话，最多就是一个大校。我想还是换条路走，要求转业的理由很充分，我当时已经结婚了，孩子还小，妻子得了肺结核。女儿两岁到四岁是我在三医大带的，上午送幼儿园， 晚上接回来。有时周末要讲课，她就在教室外面玩，我在教室里一边讲课，一边看着她。 我一个人带着她很艰苦，按照部队规定，营职干部爱人才能调重庆，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，所以还是觉得要转业。
转业之前，我申请调到三医大宣传处，是为了转业有一个好看的履历，因为机关干部从机关转到机关就比较容易。宣传处跟我们同属政治部， 在我们政治教研室隔壁。宣传处需要一个理论干事，给全校老师、干部讲课。虽然当干事，其实也是当教员，搞教育。我负责培训，正式称呼叫“理论干事”，帮着编校报：请人来讲课，比如市长，规划局局长，经济学家等人物。
现在回头看，这两年对我协调能力的培养很有作用。军队机关跟地方机关不太一样，但公文格式一样，包括组织活动的方式。在宣传处，要组织绘画展、书法展等，还要组织一些大型活动，比如重庆十几所大学的“校园之春”，轮到我们学校坐庄，我就要参与组织协调。这拓宽了我的思路，对我到地方适应机关的方式、节奏等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调到宣传处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。从教研室跳到机关，再从机关跳到地方，这个过渡就非常自然。如果我是一个教员，转业到地方，就很可能被分配去教书，那我就没得搞了。
我提出转业申请后，三医大不愿意让我转业。当时三医大没有政委，主持工作的李副政委是我们山西人，我直接找到他，把情况跟他讲了，他很仗义，讲老乡情，说，三医大也不缺你一个教员，回去照顾家人吧。后来，我到宜宾当副市长，他退休回京，让我办点事，我很认真地办了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嘛。
来源：《大馆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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